【摘要】十月革命前后，列宁的报刊理论曾发生多次转变，不断指导党报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列宁的许多论断给党报提供了行动指南，也赋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活的灵魂。【关键词】政治机关报；经济机关报；争论专刊；报刊监督；三种新闻自由
列宁（1870年4月22日—1924年1月21日）既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是卓越的无产阶级新闻记者，一生创办和编辑的报刊多达40余种。在他诞辰150周年之际，深感他对社会主义报刊的论述熠熠生辉。作为探索新闻实践的非凡成果，列宁对党报的论断在十月革命前后曾发生多次转变，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有时在几个月或数天后，他就果断地改变曾经坚持的新闻观点，以免新生政权陷入困境。正如他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激烈的变化。”列宁对报刊工作的一系列论述，折射出俄国革命的曲折性和严酷性，对指导党报实践有重大意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是众所周知的现象，每个阶段的历史都有独特的矛盾和要解决的问题，同样，工人阶级党报在夺取政权和建设新社会两个时期，具有不同的性质、承担不同的使命。1899年，列宁在《如何着手》一文中说：“没有政治机关报，就绝对实现不了我们的任务——把一切政治不满和反抗的因素聚集起来，用以壮大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发动和开展阶级斗争，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是当时工人政党报刊的唯一使命，因为其性质是政治机关报。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后，资产阶级、地主及一切敌对分子疯狂地破坏社会秩序，阶级斗争仍在继续。列宁在《关于立宪问题的讲话》中说：“不能把阶级斗争同政敌分开……革命阶级在同进行反抗的有产阶级作斗争时，对于他们的反抗应该加以镇压。”党报立即掀起对敌斗争的风暴，报道敌对阶级的破坏活动和苏维埃士兵追捕、枪毙敌对分子，一桩桩新闻惊心动魄，列宁号召用“罢工即枪决”之类的暴力手段，回击反革命分子的反扑，到1918年2月约有140万人被枪毙，50万人逃到国外，敌对分子很快被镇压下去，恢复了秩序。但报纸上的政治鼓动并没有减少，各级干部和群众仍在关注报刊上追捕阶级敌人的消息，对恢复生产、提高劳动效率漠不关心。列宁意识到，继续此起彼伏地报道流血斗争，党报正在犯方向性错误，因为“我们已经夺取俄国，现在需要管理俄国”。列宁发出紧急的刹车令。1918年4月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强调，“现在居首要地位的是在资本家已被剥夺的那些企业和其余一切企业中组织计算和监督”，“不做到这一点，便谈不到实施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同样非常重要的物质条件，即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针对《真理报》《消息报》《工人之路报》等苏维埃报刊继续高谈阶级斗争及其理论，列宁提醒党报工作者：“老一套的政治鼓动太多了，即政治空谈占的篇幅太多了，而新生活的建设，建设中的种种事实，占的篇幅太少了。”要求报刊“少谈些政治。政治已经完全‘明朗化了’”，“多谈些经济”。党报执迷于政治空谈，不仅冲击经济的恢复，而且将扩大阶级斗争的范围，引起新的混乱。列宁指出，党报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应把实践中直接提出的劳动问题放在首位。在新时期党报履行的这一崭新使命，主要包括：（1）报刊要从报道政治领导人的个人问题和耸人听闻的政治工具变成对人民群众进行经济教育的工具；（2）向群众介绍如何按新方式组织劳动，详细介绍模范公社的一切成绩，加强劳动者的自觉纪律，善于同指导工作的专家合作，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新事物……这些应成为报刊的主要内容；（3）要同资本主义传统作斗争，揭发工厂国有化后仍有混乱、散漫、肮脏、捣乱、懒惰的典型，反对为了私利而损害苏维埃国家利益的少数工人集团、工人阶层，成为“阶级实行专政的机关报”；（4）为了管理俄国，必须有各种懂行的专家和科学管理，吸引资产阶级专家并付给高薪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实现取决于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显然，当时党报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生产宣传的机关报”，肩负推动经济建设的新使命。列宁没有因循“出身论”的阶级标签，把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始终视为敌人，否定资本主义的有益成果。他要求报刊宣传聘用资产阶级专家和学习资本主义的管理经验（例如泰罗制），把保持资本主义传统的工人集团与工人阶层的捣乱与破坏登上黑榜。经济报刊仍有政治性，但不是大谈阶级斗争和老一套的政治鼓动，而是扫除阻碍经济发展的有害因素。列宁的这些观点超出平庸革命家的狭隘眼光，打破了他们排除“资本主义遗毒”的僵化观念。这些论断赋予党报新的气魄，深化了党报“阶级专政”的新内涵。党报为党内不同观点的讨论提供园地，正确阐明讨论的分寸和纪律，从而推动意见分歧走向思想统一，是列宁党报理论的重要精华。1900年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处于工人小组和知识分子小组的分散状态，列宁没有从组织和思想上把党统一起来，在多数小组中他的意见没有建立起权威。他主张利用党的报刊进行广泛争论，通过意见交流消除思想分歧。该年3月他在《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的“声明草案”中写道：“我们要使我们的机关刊物成为观点极不相同的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讨论一切问题的机关刊物。我们不但不反对同志们在我们的机关刊物上进行论战，相反，我们还打算用很多篇幅来展开论战。”到当年8月，经过广泛的争论，列宁的思想已在党内处于统领地位，“经济派”、伯恩施坦派和“批评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被孤立，列宁在《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中强调：“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一个形形色色的观点简单堆砌的场所。相反，我们将严格按照一定的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但他仍然声明：“我们决不反对同志之间在我们的机关刊物上进行论战。”党内的自由讨论和论战，常被认为是新闻自由问题，就其性质而言，这是消除党内分歧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问题，同新闻自由这个社会性概念迥然不同。建立一个思想统一的党，绝对需要党的报刊讨论不同意见，给予“舌头自由”，让全党分辨和清除错误观点。为此，1904年7月列宁建议：“让少数派成立一个（或一个以上）著作家小组……让批评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党的书刊能够出版。”1910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决定创办“争论专刊”。十月革命后，列宁没有放弃党内出版争论专刊的主张，1918年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强调，创办更经常、更广泛地批评党的错误和党内进行一般批评的报刊（争论专刊），“在党的报刊和党的组织之内进行必要的有益的讨论，党不但不应予以制止，而且提供保证，创造各种方便条件，让他们有机会发表文章，出版专集”。当苏维埃政权面临严峻形势，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入侵和多地白匪叛乱时，苏维埃国家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列宁对党内批评提出了一些限制。他说：“每一个提出批评的人，在批评的形式上应当考虑到党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这一情况，而在批评的内容方面则应当通过自己直接参加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从实践中来检验如何纠正党或个别党员的错误……而决不采取那种有助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方式。”党内争论专刊的自由讨论，必须服从大局，摒弃一切不利于党和国家政权的内容与形式。处于严峻斗争环境的党，需要的不是观点纷争，而是全党意志的统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不到三年，无偿剥夺农民的余粮尽管是战时所必须的，但全部生产资料国有化，实物交换取代现金流转，市场贸易被取缔，使俄国经济面临崩溃。到1921年初，社会生产总量仅有1913年的6.5%。1921年春有30多个省（губерния）发生严重饥荒，全俄饿死500多万人。多地农民发起反抗无偿征粮的起义，很多城市出现罢工，彼得格勒发生了水兵暴乱，西伯利亚与中部铁路一度中断。列宁没有把战时共产主义造成恶果的责任推卸给别人，而是在全党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允许党报批评。他说：“我们在贸易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周转方面做得过分了……在这方面，我们做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事情；我们没有保持一定的限度，不知道如何保持这个限度，——如果看不到和不理解这一点，那就是一种莫大的罪恶了……我们在鼓动和宣传中，不应当掩饰这一点。”作为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列宁诚实中肯，有错必究，给布尔什维克党的各级干部树立了榜样。报刊开展党内批评，必须把握重要原则，即不能反对党的正确路线，把党的代表大会变成自由辩论的讲坛。1921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制定了新经济政策，向国内外资本家租让国有企业，允许企业和土地私有，发展自由贸易，这是挽救苏维埃政权唯一正确的方针。但却遭到党内激进派的反对，抛出“布尔什维克走回头路，就要完蛋了”，“布尔什维克不再相信工人阶级”的论调。列宁立即禁止这种言论，制止一切反对新经济政策的争论，他认为：“在退却过程中，如果有人散布恐慌情绪，即使是出于好意，也要对这种稍微破坏纪律的人予以严厉的、残酷的和无情的惩罚。”列宁发出警告：“要么劳驾收起你们的观点，要么你们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在我们的处境比遭到白卫分子直接进犯时困难得多的条件下，还要谈自己的政治观点，那对不起，我们就要把你们当作最可恶最有害的白卫分子来对待。”为此，大会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提醒全体代表，在战斗的政党内部进行思想宣传和在专门的刊物、文集上交换意见是有区别的，党内的同志如果认为中央委员会在理论上错了，可以出版文集来讨论；如果有新的意见要表达，也可以发表文章进行探讨。但是，在这种严重关头，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必须团结一致。“理论上的辩论是一回事，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斗争则是另一回事。我们这里不是辩论俱乐部。”列宁有一条明确的界限：党内争论不容许干扰党的正确路线，不容许破坏党的行动统一。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列宁没有察觉党和苏维埃国家中存在官僚主义，即使摧毁旧官僚机构过了半年，他“也没有感觉到这个祸害”。但他深知官僚主义是小生产土壤的产物，很难避免，所以一取得国家政权就对外宣布：“我们愿意让政府时时受到本国舆论的监督。”到1918年4月，列宁才发现苏维埃机关中官僚主义的苗头，立刻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指出：“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成员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我们应该有更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来杜绝毒害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性。”他要求，苏维埃报刊应当揭露每个劳动公社经济生活中的缺点，无情地抨击这些弊病，“公开报道这方面的情况，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它能够吸引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地参加这些与他们最有切身关系的问题”。后来，列宁这样描述党内的官僚和危险性：“沙皇时代的官僚主义渐渐地转入苏维埃机关，实行官僚主义，装成共产主义者，并且为了更便于往上爬而设法取得俄国共产党的党证。”“把他们赶出了大门，他们又从窗户里钻进来”。“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1919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八大会议上主持通过了《党和苏维埃报刊决议》，提出报刊监督官僚主义的任务，强调四项要求：（1）揭发各种负责人员和机关的犯法行为，指出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的错误和缺点，是党和苏维埃报刊最重要的任务之一。（2）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以严格的实事求是的同志口吻来进行。（3）凡是其行为被报刊曝光者，应于最短期内在同一报纸上作认真合乎事实的反驳，或者检讨自己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如果届时不见这样的反驳或检讨，革命法庭便对该人员或机关提起诉讼。（4）各级党组织要把最坚强、最有毅力、最忠诚的工作人员派去为报刊服务，党委会给予编辑部政策并监督其执行，但不要干涉编辑部日常工作细节。列宁这些意见，给党报的舆论监督制定了严格的规范和组织保证。列宁虽然多次强调这些要求，但报刊揭露官僚主义却没有显著成效。据他观察，官僚主义者不让群众阅读报刊，以此掩盖自己的错误。他指出，张贴用的报纸，即给最广大群众看的报纸，少得惊人；供给首都“各机关”的报纸则多得惊人。要“打击官僚，不让他们侵吞报纸和书籍”。他还发现，报刊版面上依旧是“共产党员的吹嘘”“无故地刺激农民”“炫耀博学的空话”“伪造历史”，等等。许多报刊已不认真监督或不敢监督官僚了。因为报刊受到被监督人的严格控制，舆论监督不是走过场，就是不痛不痒。列宁到各地视察，看到各机关充斥抽象空谈，脱离实际、办事迟缓、无人负责，滥发文件、乱写指示，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贪污腐化和行贿受贿也屡屡发生。既然报刊监督作用不大，1920年2月列宁提出建立工农检查院，加强行政监督。但出乎他意料的是，此后苏维埃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在改善国家机关方面，已经瞎忙了五年”，“再没有比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列宁很无奈，不得不发出警告：“如果不进行有步骤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机构，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列宁最终得出结论：“英勇肯干的人可能只有几十个，而呆着怠工或半怠工、钻在公文堆里的人却有几百个，这种力量对比往往使我们生气勃勃的事业断送在文牍的汪洋大海里。”大量无能而怠工的官员们是如何钻进苏维埃机关，其钻营与升迁的门路无法堵住，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当时的布尔什维克报刊始终没有触及这个要害问题。列宁彻悟了，认为解决官僚主义问题不能仅用教育、批评和行政手段，更重要的是使用法律武器，强化法制监督。1922年他主持制定了《苏俄刑法典》，规定凡公职人员滥用权力、玩忽职守、贻误工作、贪污受贿、泄露机密等，视其情节轻重，给予免职或判处一定刑罚。法律监督尽管威力巨大，但如果失去公开化，缺少舆论监督，也只能是“长官意志”。列宁责问那些反对公审官僚主义案件的人：“它的社会影响，与不公之于众而由党中央少数人私下了结可恶的拖拉作风的可恶案件的愚蠢做法相比，不是要大一千倍吗？”他指出，不枪毙严重的受贿者，“而判以轻得令人发笑的刑罚，这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来说是可耻的行为。这样的同志应当受到舆论的谴责”。列宁的责难表明，执法大权掌握在官僚手里，人民只能“生活在无法纪的海洋里”。列宁针对三种社会制度下的报刊境遇，提出三种新闻自由观，揭示了三种不同出版自由的性质。他说：“在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中世纪的特权是不存在的。全体公民在政治权利上是平等的。”在法国和整个欧洲，“那里的工人有政治自由，有自己的工会，自己的报纸，自己的议会代表”。这种新闻自由常常赢得人们的好感，但列宁却一针见血地扒掉它的外衣：“所谓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出版报纸的自由，就是由资本家霸占一切报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个人只要有钱，都可以创办或收买报刊，问题是广大穷人没有钱，享受不到这种自由。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可以筹集资金创办报刊，但数量极少，被众多资产阶级报刊所包围，其言论被资本势力的鼓噪所淹没，处于被挤压、被排斥的地位。这种形式上的自由导致少数富人控制报刊，剥夺了绝大多数普通群众的新闻自由。资产阶级还把“取消书报检查”叫作出版自由，这种历史性进步，恰恰有利于资产阶级报纸刊登各种下流内容和谎言，而不受检查。当劳资发生冲突时，报纸美化资本家的剥削，造谣污蔑被压迫群众的反抗，不会受到任何审查。所以列宁写道：“把取消书报检查和各党派可以自由出版任何报纸叫做‘出版自由’。实际上并不是出版自由，而是资产阶级富翁欺骗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自由。”列宁之所以认为资产阶级出版自由是个伟大口号，并不是全面赞美和歌颂这种自由，而是它与中世纪的思想奴役相比是个进步。列宁对俄国农奴专制制度的“新闻自由”，除了愤懑的控诉和抨击外，没有丝毫肯定。1848年的欧洲大革命使沙皇十分惊恐，尼古拉一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加强对出版物的审查，思想专制一直延续下来。亚历山大三世上台后，于1882年颁布了新的《临时出版条例》，减少了创办报刊的限制，俄国开始出现大量廉价印刷品，宣传革命民主主义的报刊也接连问世。1894年，尼古拉二世登基，要求检查机关查封对现实不满的报刊，抓捕记者编辑。列宁揭露说，当时“一切出版物，一切报刊都处于奴隶地位，得不到政府官吏的许可，它们就不敢刊载任何东西”。沙皇对革命报刊的迫害尤其凶残，办报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列宁写道：“监狱中拥挤不堪，流放地也有人满之患，几乎每个月都可以听到俄国各地社会党人被‘抓获’、交通联络站被侦破、鼓动员被逮捕、书报被没收、印刷所被封闭的消息。”在这种制度下，效忠政府的报纸编辑们、讨好和亲近政府的右派政党报刊有出版自由，因为它们笨拙地争相用好的题目歌颂沙皇。列宁在《俄国的“言论自由”》一文中揭露说，这是报纸发挥奴才作用的自由，每个写作的人都是“文字奴隶”“是思想上的农奴制”。列宁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考虑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只好采用政府许可的合法语言。他回顾说：“事实上，不要说广大读者，就是我本人，在自由的日子里，重读这本小册子也甚感不悦，它在沙皇政府的检查压力之下走了样，并且吞吞吐吐的，就像被铁钳钳住喉咙一样令人十分难受。”列宁的这些论断和描述，挖到专制制度“新闻出版自由”的本质——扼杀思想的反智主义。它在形式上也允许创办报刊，但不允许发表反对意见，只允许对它歌颂。一旦触犯龙颜，不仅出版物被查封，甚至逮捕或杀害编辑记者，思想统治极其残暴。在列宁看来，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具有欺骗性，是资本垄断；而专制统治阶级的新闻自由则是言论垄断，扼杀真理，具有反动性和暴虐性。正因为如此，列宁在革命年代一直追求公民享有广泛的自由，渴望人民的“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罢工和结社的自由不受限制”。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后，斗争的残酷和曲折性使列宁这一理想在两难中徘徊，也在尖锐的阶级对抗中推进。十月革命前夜，1917年9月12日他阐述了自己的出版自由方案：“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苏维埃形式的国家政权要把所有的印刷所和所有的纸张拿来公平地分配：首先是给国家，这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大多数穷人的利益……其次，是给在两个首都都获得10万和20万选票的大党。再次，是给比较小的党以及任何一个达到一定人数或征集到一定数量签名的公民团体。”11月4日他再次重申，要“把造纸厂和印刷厂变成国家的财产，让每一个达到一定人数（如1万人）的公民团体都享有使用相应数量的纸张和相应数量的印刷劳动的同等权利”。但在同一天，11月4日下午，他在《关于出版问题的讲话》中宣称：“我们一取得政权，就要封闭资产阶级报纸。容许这些报纸存在，我们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了。谁主张‘开放资产阶级报纸’，谁就是不了解我们正在大踏步地向社会主义前进。”。这次讲话，他没有提及把纸张和印刷工具分配给其他党派和公民团体。其他党派的报纸随之发起攻击，强烈声称，同布尔什维克斗争到底。11月7日夜，布尔什维克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下带领兵工农赤卫队占领冬宫，接管了国家权力。第二天（11月8日）立宪派、自由派、保皇派和孟什维克的报纸纷纷谴责布尔什维克用恐怖手段推翻临时政府，要求恢复克伦斯基的职务，召开立宪会议，强调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谴责无产阶级专政是独裁。当晚工兵农苏维埃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派军队进入这些报社，勒令它们停止出版，逮捕了报社的主编或出资人，《言论报》《日报》《新时报》《新俄罗斯报》《现代言论报》和《俄罗斯意志报》等10家报纸被封。第三天，一些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政党和团体举行集会，谴责布尔什维克违背过去的诺言，粗暴侵犯新闻自由。为压制反对派的攻击，苏维埃政府决定颁布新闻出版法，列宁的观点有所松动。11月10日《真理报》公布了列宁签署的《出版法令》（Декрет СНК о nечати），首先重申：“资产阶级报刊是资产阶级的一个强大武器。特别是在新的工农政权刚刚确立的关键时刻，不能让这些武器完全掌握在敌人手中。在这紧急的时刻，这种武器比炸弹与机关枪还要危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采取了临时和紧急措施，以制止污泥浊水和诽谤泛滥，因为黄色和绿色报刊要肆意击垮人民刚刚取得的胜利。”法令中有两个关键词表明，列宁要关闭的是“敌人手中的报刊”，而且这是一项“临时性的紧急措施”。法令的后半部分说得更明确：“一旦新秩序得到巩固，对出版的任何行政干预都将停止，将根据这方面最广泛、最进步的法律，在对法庭负责的范围内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人民委员会认为，即使在危急关头，只有在绝对必要的范围内才允许限制出版，该决定总的原则是：第一，要查封的只有下列报刊：（1）号召公开抵制或不服从工农政府者；（2）用明显歪曲事实的手段煽起动乱者；（3）明显鼓动犯罪的行为，即刑事犯罪者。第二，暂时或永久查禁报刊只能由人民委员会决定。第三，这些规定是临时性的，在恢复正常社会生活条件下将通过一项特别法令予以废除。”据此可见，列宁的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基本观点是：新闻自由要以广泛、进步的法律为基础，在法庭负责的范围内给予报刊充分自由；如果社会秩序正常，对出版不予行政干预，也就是对报刊不实行检查；只有对“不服从工农政府、歪曲事实煽起动乱、鼓动刑事犯罪”的报刊不准出版。显然，列宁主张新闻法治，其他党派只要服从政府的领导就有办报自由。以下事实证明，列宁的上述主张是被迫一步步改变的，甚至他还允许创办私有报刊。由于资产阶级报刊没有停止反对新生政权，1918年1月不得不关闭120家最猖狂的反动报纸，但仍留下500多家资产阶级报刊以观后效，希望它们转变立场。当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入侵，国内陆续发生白匪叛乱时，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趁机利用报刊发起疯狂的舆论反扑，1918年6月才被迫关闭了470家报刊，成立了“战时书报检查局”，制定了《报纸、杂志及期刊军事检查条例》。最后，到1918年9月不得不又查封50家报刊，到1919年仅存3家。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通过新经济政策，向国内外资本家出让中小国有企业，允许创办私人企业，农民可以占有土地、自行雇工，市场经济开始活跃。1922年秋，俄国出现200多家私营报纸（нэпман报纸），苏维埃政府没有干预，这些报纸在斯大林时代才被取缔。历史提供的确凿证据表明，列宁不反对办报自由，反对的是对苏维埃政权的致命攻击，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尺度是由政治形势决定的。列宁根据时局变动决定党报方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活的灵魂。※原文详见新闻爱好者杂志2020年第4期或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龙源期刊网、重庆维普等，如转载、引用请注明来源于新闻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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